秋天的喜讯，袁隆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一

“嘎吱——”

袁隆平院士急不可待地迈出自家小院的门。

翠绿的禾苗，在风中齐刷刷弯腰点头，仿佛在向这位“稻田老兵”鞠躬行礼。

半个月前，袁隆平在长沙马坡岭这个幽静的院内过了九十岁生日。他年事已高，已不能频繁奔走在全国各地的杂交水稻基地。省农科院便在袁隆平住宅旁开发一块试验田，让他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禾苗，走上几米就能与它们亲密接触。

袁隆平紧走几步，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禾苗。禾苗像调皮的孩子，在他的怀抱中嬉笑。

“袁老师，您慢着点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退休科干部李超英匆匆走出小铁门，焦急地叫道。

“您别这么性急，走快了要气喘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辛业芸也紧随其后。

“小李、小辛，没事的，我现在是正宗的‘90后’啦!”袁隆平一回头，笑着说，“小李，去挑一个壮实的稻禾。”

李超英双手娴熟地将一株稻禾一合拢，挑出一枝剑叶又长又壮的穗子，小心翼翼地拔出来。

“这个穗子大!”袁隆平拿着穗子，左看右看，又摸又闻，爱不释手。

这片青葱翠绿、还在孕穗期的水稻，可不是普通的晚稻，而是近几年由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开发研究并取得基本成功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袁隆平是个急性子，不论是早稻还是晚稻，只要水稻一打苞，他就迫不及待地数一数，以预测产量。这一习惯保持了五十多年。

回到客厅，剥开剑叶，取出苞子，辛业芸、李超英和袁隆平的老伴邓则，分头数起来。袁隆平从桌子上拿起记录本和笔，等待她们报数。

“三百一十九粒。”辛业芸第一个报数。“三百五十一粒。”李超英第二个。“二百二十七粒。”老伴邓则最后一个。

袁隆平一笔一画写好后，说：“再数两遍。”

第二遍，第三遍，都没有更改数字。

“袁老师，拿手机来统计吧!”辛业芸说。

“手机屏幕太小，怕算错，还是拿计算器稳妥些。”袁隆平说着，随手从桌子上拿过一台计算器来。

“八百九十七粒!”一阵噼里啪啦后，袁隆平兴奋地喊起来。

辛业芸凑了过来，有点怀疑地问，“袁老师，您没算错吧!”

“我们再数一次，再算一次。”袁隆平也慎重起来。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还是八百九十七粒。

袁隆平在记录本上的数字后郑重写上：“记录人：袁隆平，2019年8月23日中午12点15分。”

这是袁隆平连续第三天数孕穗期的第三代杂交晚稻穗子，抽穗期和灌浆期他还会不断数。冬天，湖南没有水稻，他就跑到海南基地数。五十多年来，这一习惯，从未间断。

随后，袁隆平又算起来，他要根据这三天的平均数，来预测试验田里的第三代杂交晚稻的亩产量。8月21日数了一穗有六百六十七粒，8月22日数了一穗有六百五十四粒，加上今天的八百九十七粒，三天平均七百三十九粒。袁隆平非常保守地按百分之八十五的结实率，算出一穗稻谷的重量，然后乘以一亩田的稻穗数和估计的粒重，得出亩产量。

“亩产可达一千零六十七公斤，第三代杂交水稻大有可为。”袁隆平望着窗外的试验田说。

这是今年立秋以来的一个喜讯。

早在1964年，袁隆平就提出，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体系来培育杂交水稻，可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1973年，三系配套成功。三系法优点是不育系不育性稳定，但也有缺点：配组的时候受到恢保关系的制约，因此选择优良稻组合的几率比较低，难度大。此乃第一代杂交水稻。

袁隆平继续培育研究。1995年，两系法杂交稻通过多年的努力开始在生产上应用，它的主要优点是不育系配组自由，能选择到优良稻组合的几率比较高。但也不十全十美：光温敏不育系受气候和光照影响较大，使制种存在风险。此乃第二代杂交水稻。

其实不论第一代还是第二代，都已是世界奇迹。然而，袁隆平不服老，更不满足。

“要是有一种杂交水稻，既兼具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优点，又能克服二者的缺点，那该多好啊!”袁隆平想。

2011年，袁隆平领衔启动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并成功研发出以遗传工程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利用该技术获得的不育系，克服了前两代的缺点，又兼具前两代的优点。

目前，第三代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当然，基本成功并不代表完成任务与使命，要真正形成产品，全面推向市场，走向高产，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袁隆平的科研之路，不光有“知识、汗水、机遇、灵感”，更有敢于创新的前瞻性思维。“我们的团队已经开始研究第四代C4型杂交稻了，这种杂交水稻具有光合效率高的优势，预计2022年C4型水稻可基本研究成功。”“还有第五代，那是一系法杂交水稻，通过无融合生殖固定杂种一代的杂种优势，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进展，已经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在杂交稻中引入无融合生殖特性。”

袁隆平年岁已高，但他作为一名国际农业战略家的本色没有褪。

二

年过天命的张玉烛，是杂交水稻专家。2017年冬的一天上午，张玉烛拿着一份拟向省里呈报的“关于申报‘三一’工程”的报告，直奔三楼袁隆平办公室。

张玉烛对这个报告较为满意，甚至有几分得意。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杂交水稻要优质也要绿色，优质需要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需要改进栽培技术。报告中还提到如何利用剔除水稻中重金属镉的新技术，敲除亲本中的含镉或者吸镉的基因等。

唯一让张玉烛忐忑的是，他在这个报告中把高档优质稻产量指标降到亩产一千一百公斤。

“三一”粮食高产科技工程是袁隆平提出的，即在南方高产区，研究并推广应用以超级稻为主体的粮食周年高产模式及其配套栽培技术，达到周年亩产粮食一千二百公斤，实现“三分田养活一个人”的产量目标(亩产一千二百公斤即每三分田产粮三百六十公斤，国家粮食安全指标即每人每年需粮食三百六十公斤)。

袁隆平拿起报告认真看起来，张玉烛不安地坐在沙发上。

最开始，袁隆平脸上还有点阳光，但慢慢地，变得乌云密布了。“我不同意!”说着，袁隆平把报告往边上“啪”地一甩，掷地有声。

张玉烛赶紧站起来，手心直冒汗。

“我非常赞同你的杂交水稻要安全环保，讲品质，这是我们历来的立场与做法。”袁隆平站起来说，“但你要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我坚决不同意。”

“袁老师，我们考虑到高档优质稻栽培的难度大，所以就把产量标准降低了。”张玉烛弱弱地说。

“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产量和质量呈对抗性吗?”袁隆平问。

张玉烛轻轻地摇头。

“这就对了嘛。妥协，就有违科研工作者不断创新、勇攀高峰的精神。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吃得饱了，我们也一直在调整战略，既要高产又要优质，但绝对不能以牺牲产量为代价。”

这时，张玉烛的一个同事正好进来向袁隆平汇报工作。

“袁老师，虽然高档优质稻产量低一点，但它的价值高呀，一千一百公斤的高档优质稻比一千二百公斤的普通杂交稻的效益还要高呢。”张玉烛同事解释说。

“钱多有什么用?旧社会没饭吃的时候，两个金元宝买不到一个馒头。钱必须在有粮食的时候，才有价值。”袁隆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杞人忧天，我们始终要绷紧这根弦，吃饭始终是中国人的第一件大事，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

袁隆平跟张玉烛谈起自己的人生体会。抗战期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年少的他虽不识生计之苦，可每每看到头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看到沿路举家逃难、面如菜色的中国人，看到饥饿、灾荒和满目疮痍的国土，他的内心深处总会泛起一阵阵痛楚。后来，回想起逃难路上见到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他的心总会为之一紧。报考大学时，他对父母说：我要学农。母亲听了，吓一跳：学农多苦啊，你以为好玩儿呢?可他认为，吃饭是天下第一大事，不学农，人类怎么生存?最后，父母尊重了他的选择。参加工作后，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尝试过西红柿嫁接马铃薯，却没有成功;想过研究小麦、红薯，但感觉前途渺茫。最终，他决心研究能让大家填饱肚子的水稻，认定水稻杂交是提高产量的重要途径……

“我在年轻时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的杂交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张玉烛被老师的教诲打动。他也记不清，这是他第多少次，眼里噙满泪水，向可亲可敬的老师致敬了。

2016年8月，袁隆平受邀来到青岛，给这里的科技创新出谋划策。青岛市带袁隆平去考察的，都是海边，大片大片的滩涂。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滩涂，巨大面积的荒地，袁隆平心里不平静了。

“这么大片土地荒在这里，可惜呀!”袁隆平手一挥，说，“走，到地里看看去。”不顾高龄，迈开步子就往滩涂地的深处走去。

袁隆平走一段，便蹲下查看土质。他还安排随行人员收集好泥土样本，好回去做进一步细致的化验与研究。他知道，盐碱地被称为农田的“绝症”，与作物几近不能共存，所以往往寸草不生。但如果能够克服困难，在这里种植水稻，不仅能够增收粮食，还能修复生态，一举两得。

站在海滩上，迎着海风，袁隆平又在心里打起算盘来：全国像这样的海边滩涂和盐碱地，大概有十五亿亩，这其中有两亿亩是具备可灌溉水源的。如其中有一亿亩用来种植耐盐碱水稻，亩产按三百公斤计算，一亿亩就可产三百亿公斤稻谷，意味着可以多养活八千万左右的人口。

两个月后，袁隆平再来青岛，与青岛方面签订合作协议，并向世界宣布：“我有信心在青岛试种耐盐碱水稻(海水稻)成功，并且有信心亩产超过三百公斤。”

信心归信心，但要突破何其艰难。培育耐盐碱水稻在国外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印度、菲律宾等国育成了一批常规品种。这些品种普遍耐盐能力差，产量低，无法产生效益，没有效益就难以推广。袁隆平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学生李新奇，并嘱咐他：必须达到亩产三百公斤才会有利润，也才有推广的价值，再难，也要把耐盐碱水稻培育出来!

李新奇他们一头扎进水稻田，通过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及基因聚合等技术，试种一批又一批海水稻品种。但让他们失望的是，不是稻苗枯萎，就是到了成熟期不结实。时间紧、难度大，耐盐碱能力不够，产量达不到理想目标，面对海水倒灌的生存能力弱……难题接踵而来。

但再难，也阻止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迅速调整状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起早贪黑，不浪费一丁点时间;为提高耐盐碱能力和产量，他们紧紧围绕“杂种优势利用”下功夫，不厌其烦地研究与实践……

两年后的秋天，试验田传来喜讯：“海水稻”品种的试种亩产超过三百公斤，甚至有的小面积折合亩产超过六百公斤。

面对初步成绩，袁隆平很欣喜，但他知道，虽然在含盐量达百分之零点六以上的盐碱地试种亩产超过三百公斤，甚至有的试验田超过六百公斤，但毕竟这只是小面积试验。若要在上百万亩甚至上千万亩地大面积种植，保证在不同的环境和气候中，甚至是粗犷型管理的条件下，亩产达到或超过三百公斤，育种及栽培技术仍需进一步巩固提升。

在袁隆平凝望的目光中，吉林、江苏、广东、海南等地的海边滩涂和盐碱地纷纷建起一片片绿色的希望田野。亿亩荒滩变粮仓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三

十多年前，彭玉林还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名临时工，帮着时任中心副主任马国辉做点事。当时，他只想边打工边读书，考个湖南农大自考本科文凭，压根就不敢想以后要成为杂交水稻科研人员。彭玉林一天到晚扎在试验田里，草帽也不戴，晒得黝黑。虽然晒黑自己，却把马国辉研究的那块水稻田打理得井井有条，禾苗郁郁葱葱。

这一切，都被天天来试验田里观察的袁隆平看在眼里。他不光重点关注马国辉试验田里的新品种，也在悄悄观察着田里的这个小伙子。“小彭，你马上到田埂上去，袁老师有几个问题要问你。”那天中午，正弯腰在田里干活的彭玉林接到马国辉打来的电话。

彭玉林抬头一看，袁隆平正站在田埂上向他微笑着招手呢。他十分激动，快步跑向袁隆平。

双脚沾满泥巴，彭玉林老老实实站在田埂上，等待着袁隆平的提问。

“小伙子，禾苗长得不错呀!”袁隆平微笑着问，“分蘖到多少了?”

“多的有十三四枝苗，少的也有八九枝，平均有十一枝的样子。”彭玉林说。

“不错，不错。”袁隆平说，“这几天一定要保证有充足的水源，否则会影响禾苗分蘖，导致减产。”

渐渐地，两人熟络起来。

又一天，两人漫步在试验田田埂上。他们的谈话内容，不再只限于杂交水稻了，还会谈到家庭、生活以及人生。

“小彭哪儿毕业的呀?”袁隆平问。

“袁老师，我是1999年从安江农校毕业的，算起来，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彭玉林笑着说。

“那还真不假，我在那里待了十九年!”袁隆平说，“不知学校那几棵大樟树还在不在?”

“袁老师，我前不久还回了趟学校，那几棵大樟树正枝繁叶茂呢!”彭玉林说。

再后来，袁隆平直接把彭玉林“挖”到了自己的试验田里。彭玉林有志于投身杂交水稻研究，但他的自考本科文凭不符合报考中心工作的条件，袁隆平鼓励他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袁隆平又为他的工作操心。工作稳定了，彭玉林也成家了，家就安在中心，袁隆平还三天两头地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每每此时，彭玉林内心总像是被春日的阳光抚慰着，暖暖的。

彭玉林只是袁隆平的学生中普通的一位，袁隆平的学生早已遍布全球五大洲。他说，搞杂交水稻，不光要养活中国人，还要造福全人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袁隆平积极支持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国际培训班，为八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一万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目前，杂交水稻已在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美国、巴西等地实现大面积种植。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的马达加斯加也正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大力推广杂交水稻。2017年，马达加斯加官员来长沙拜访袁隆平时，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人民正逐步摆脱饥饿。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马达加斯加特意选杂交水稻作新版货币图案。”

“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这是袁隆平心中的另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