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讳生死，90后生死观更豁达也更理智

对于1999年出生的白怡宁而言，“死亡”是可以在电话里讨论的“小case(事情)”。

一年前，这个山西女孩向家人袒露了自己思量许久的想法：签署遗体捐献协议。待她说完理由，父母沉默片刻后，就支持了女儿的决定。

次日，白怡宁和同为90后的学姐梁嘉丽走进甘肃省红十字会，成为甘肃省在校大学生志愿登记无偿捐献遗体的第2、3名志愿者。

无独有偶。网络上，“90后好友相约为自己购买联排墓地”引发热议，“90后立遗嘱”也毫无悬念成为2019年度热门话题，awsl(啊，我死了)更是成为B站(哔哩哔哩，年轻人网上文化社区)评选出来的“年度弹幕”。

有两组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年轻人对待生死的态度。

2019年7月2日，国内首个器官捐献登记网站“施予受”登记人次突破100万，登记志愿者中90后占比超过53%。

中华遗嘱库发布的《2019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同样显示，中国内地立遗嘱人群年龄趋向年轻化，截至2019年10月，全国90后立遗嘱人数为246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

不讳生死

不讳生死，是当代青年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

作为当年甘肃省年龄最小的遗体捐赠志愿者，白怡宁坦言，自己就是被这样的精神所感召，作出“人生中第一个郑重承诺”。

在正式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之前，白怡宁已经在甘肃省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服务队做了整整一年的志愿者，为市民讲解捐献遗体器官的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回访登记志愿者家庭，就连火葬场也成为这名90后隔三差五需要前往的地方。

在服务队里，白怡宁见证了许多感动的瞬间。有化疗成功的癌症病人，用5年时间说服家人捐赠遗体;也有双双签字捐赠的伉俪，要求将名字并排刻在纪念碑上。

“就像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白怡宁说，伴随自己对死亡的深入了解，原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逐渐瓦解，她也乐意用行动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不同于白怡宁在志愿服务中的长期接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大四学生余愫是因为4年前母亲突发心肌炎离世，才开始频繁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余愫都不能接受妈妈的死亡。整个人处于一种类似抑郁的状态，一方面希望在医学知识中寻找“真相”，另一方面又觉得努力学习没有什么意义。面对父亲又找了一个伴的事实，她更是十分失望。

此时，一张心理评估表的解读让余愫开始理解同样遭受剧痛的父亲。“‘青年丧亲’‘老年丧子’和‘中年丧偶’对人的心理伤害是最大的，而男性的情绪表达相对女性较少”。

为了寻求更多答案，余愫从基础医学转到了临床医学专业。“希望在实验室和患者病历那里获取科研思路，从跟人交往中得来人文性的思考”。

余愫还主动参与了一些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并在校园发起类似志愿社团，希望在为患者提供服务的同时，帮助自己以及更多医学生成长。

直面生死

触碰、了解、接受，是90后正确认识生死的前提，消除恐惧后，他们开始作出更多未雨绸缪的选择。

甘肃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高霄华发现，不再忌讳死亡之后，年轻人反而更加懂得尊重生命，选择去追求一种有益于身心的生活方式。

购买保健品、保险，是90后正视疾病、灾难，甚至死亡风险的“讯号”。

据速途研究院发布的《“90后”养生报告》显示，国内长时间使用保健品的90后占比21.9%，有接近一半的90后偶尔会使用保健品，而排斥保健品的90后群体只占3.9%。

国内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慧择网出炉的《90后保险大数据报告》显示，“90后平均持有4张保单，并且自主筛选能力强，购买决策比80后平均快3.6天，特别是二三线区域90后保民增长速度迅猛。”

而买墓地、立遗嘱、捐遗体，也不再是出于焦虑抑或是想要引发关注，相反，90后希望借助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给自己一个合法的保障、理智的选择。

在接触过一位年轻的委托人后，中华遗嘱库公益推广部主任陈瑾认为，订立遗嘱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的行为，无关年龄，甚至表明现在的90后对于生死，显得更从容、更理性。

“前不久，在上海订立遗嘱的90后女护士认为，独生子女父母在精神方面的养老需求在增强。这恰恰与很多调查结果不谋而合。”陈瑾表示，实际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年轻人，一般都有比较成熟的想法。

甘肃兰州，一个名为牛玮栋的90后就用自己的身体余辉点亮了别人的生命，诠释了爱的传承。

自14岁起，患有神经性纤维瘤、神经性纤维毛不动症、脑积水等疾病的牛玮栋就一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病痛折磨。

一次偶然的机会，牛玮栋接触到了器官(遗体)捐献，这个一直想为世界留下些什么的小伙子动了心。2018年5月上旬，他委托家人登记捐献器官遗体，并与甘肃省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服务队“结缘”。

不止一次的交谈中，牛玮栋告诉前来探望的志愿者，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想在自己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把能用的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做研究，不要让以后的人再像他这样痛苦。2018年11月24日，牛玮栋的病情突然恶化，最终因病情严重回天乏术。深明大义的家属强忍悲痛，帮助他实现了生前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愿望。

超越生死

“相对于中年人和老年人，年轻人的优点是对死亡议题基本没有忌讳。”上海第一家致力于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的非营利机构“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手牵手”)负责人黄卫平观察到，在死亡艺术节、死亡咖啡馆、读书会等项目中，90后、00后更愿意敞开心扉与大家畅谈，对遗嘱、丧葬等问题也有不少浪漫的、个性化的想象。

然而，在10余年推广死亡教育的经历中，黄卫平发现，有的大学有生命教育的大纲，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开设选修课;有的老师写了关于死亡教育的论文，但仅仅停留于论文。西方人也怕谈死亡，直到2011年，畅谈死亡议题的“死亡咖啡馆”活动才第一次在英国从多年设想变成现实，并逐渐在全球推广开来。

“因为死亡太大了，它涵盖了一切。所以年轻人面对死亡的想法，多是笼统、抽象的，对于日后如何与父母告别，怎样面对临终者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年代亲人的不同观念等具体问题仍然存在困惑。”黄卫平说。

“经历死亡”或许是化解问题的方式之一。2016年，抱着“体验是最好的学习”“不给答案，只帮助思考”的理念，黄卫平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死亡体验馆”，设计了以12人为一组、时长2到3小时的心理游戏，参与者在12个关卡以探讨、辩论、投票等方式决出“死亡”者，每轮游戏都涉及情绪的冲击与价值的重估。

来体验“死亡”的人形形色色。有不少人在遭遇亲友离世、患重病、离婚、失恋、辞职等变故时前来，结束时完成了一次心灵安放。也有情侣、夫妻、母子、同事一同前来，儿子借此机会向母亲出柜[告知父母自己的性取向是同性恋(非异性恋)];情侣发现彼此价值观差异巨大而分手;公司领导高兴而来、沮丧而归;还有少部分人把体验馆当成鬼屋，或者路过时随意进来，结果觉得莫名其妙……

但令人欣慰的是，从开馆到闭馆的3年里，前后7000多位来访者中，50%的人在层层递进的交互和思考过程中，完成死亡探索，挑战了社会普遍的“乐生恶死”价值观。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90后尝试去做一些与生死相关的志愿活动，以期“超越死亡”。在“手牵手”最新的一批志愿者中，90后占到六成;而甘肃登记在案的遗体器官捐献者也从2014年79人壮大至2019年11619人，其中不乏90后的身影。

而对于那些已经对身后事做出“合理安排”的年轻人，中华遗嘱库公益推广部主任陈瑾则表示，遗嘱是一份可以随时更改的法律文书，容许年轻人在思想以及个人经历上有成长，对自己之前不成熟的想法进行修改。